原标题：张维为：为何回国？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，我们要话语
“中国人，你要自信。”
“一出国，就爱国。”
这两句话，要是放在十年前，恐怕还会有人嗤之以鼻。然而十年之后，这两句话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，背后都有一句潜台词：因为祖国强大了。
最早说出这两句话的，是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的张维为教授。
从邓小平翻译，到出国读书，从东方到西方，张维为教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比较中西政治制度，探索中国模式的新表达。“我们呼吁中国人要自信，论证中国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伟大文明，强调中国模式可与西方模式竞争。”
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观察者网推出“70周年·爱上中国”系列报道，专访海外归来学者，从个体人生历程出发，讲述新中国故事。本期嘉宾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。
【采访、整理/ 朱敏洁，视频/ 刘富东】
· 站在海外，重新认识中国
观察者网：张老师您好，虽然观网读者对您已经非常熟悉了，但首先还是想先请您聊聊自己当年出国时的状况，比如您个人的生活状况、社会环境等等；您当时出去是有什么机遇吗？出国后最大的震撼是什么？
张维为：我出国主要分成两部分。一部分是我在念书、然后到外交部工作，以国内为基地的出国，第二部分是我到国外念书工作，以国外为基地，走访其他国家。我第一次出国是1983年，去泰国曼谷，到了那里我就被震惊了，曼谷竟然可以这么发达。因为这对我们而言是很开眼的事，第一次看到超市，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，第一次看到商店能开到晚上九点。要知道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商店友谊商店，外宾可以进去买东西，还有一个很好的商店是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，现在还在；但到了曼谷后发现，这样的购物商场太多了，当时的直觉是曼谷比北京、上海领先二十年。我可以想象，1978年邓小平接连出访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日本等国，一个比一个发达，这种震撼是中国拥抱改革开放的主要动力。跟国际比较，我们明显在现代化方面落伍了，必须发愤图强。
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·穆加贝，左二为张维为教授（图片为作者提供）
我是1988年离开外交部出国，当时联合国给了我一个合同，到联合国欧洲总部日内瓦做口译，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能去念书，所以到了那边之后我就申请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，并通过了考试，1988年10月入学读硕士、博士。
从1983年夏天进外交部翻译室，开始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，到1988年离开，我在外交部工作将近五年，走了近30个国家。到了欧洲后，我就想，能不能走到一百个，争取每年都有机会出去走走，比如到某地开会也好旅游也好，就顺便走一两个国家，这样慢慢积累，到2006年我就走了一百多个国家。
观察者网：您到瑞士念书的经历，跟之前外交部的工作还是很不一样，到了欧洲，个人的感受应该也有所不同吧？
张维为：欧洲当然比泰国更加发达，那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赶上；但现在中国人到瑞士、到欧洲去看看，也就这么回事了，很多地方我们比他们更发达，特别是硬件、基础设施之类。我在外交部做翻译时，可以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，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创意、新的政策措施，给领导人做翻译时，他们谈的也都是改革开放，话题比例恐怕要占到一半以上，还有一半可能就是外交政策等。所以我对很多问题都特别感兴趣，利用读硕博士这段时间认认真真思考。现在回头看，这就是在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了，但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多，把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我1994年博士论文做完的这段期间，中国发生的大事件梳理一遍，包括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，意识形态领域内状况如何，主要采取什么政策，哪些方面回头看是对的，哪些方面则是出了问题的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我很早就谈中国模式，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。
观察者网：您在瑞士读书时期，正好是改革开放的活跃期，站在国外回望中国时，有什么事情对您触动特别大，让您意识到国家的变化，想要回国或是重新认识中国？
张维为：回想80年代，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中国活起来了，当时民间有个说法叫“十亿人民九亿商，还有一亿跑单帮”。过去因为“文革”的压抑，人们不能赚钱，赚钱是错误的事情。而那时人们突然发现，只要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，哪怕没日没夜干活都没人阻拦，虽然给人一种到处都比较乱的感觉，但社会氛围非常活跃。
就我个人来讲，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上海的变化，因为每年都会回来看看。邓小平在1991年说“一年一个样，三年大变样”，我真的亲眼见证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上世纪90年代初又正好赶上我做博士论文，所以我基本上把邓小平的讲话、思路进行非常透彻的研究，我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。另一方面，我当时已经走了大概五六十个国家，很多是发展中国家，也有一些西方国家，比较下来发觉中国模式虽然不是十全十美，但经得起国际比较，我们的进步大且快。
观察者网：能分享一些具体事例吗？
张维为：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例子，虽然不是我本人，但跟我的经历一模一样。当时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秘书是一位比利时女士，她陪日内瓦的一个乐团到上海等几个中国城市巡演；回来后，她手舞足蹈地做手势跟我形容上海的变化，她说太厉害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发展，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那会儿上海正在建立高架，有的已经造好了，车子在上面开，整个城市非常立体化，相比之下欧洲是不变的。我三十年前去瑞士日内瓦，那时的地图到今天还可以用，没有什么变化，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变化是不得了，像复旦大学规模已经是过去三到四倍，变化太大了，这些都是可以感受到的。我曾举过一个例子，从90年代至今，中国越来越亮；过去在西方时，发现这些国家都好亮，城市灯光很炫，但现在全世界最亮的大概是中国。
观察者网：90年代初，中央决定对上海浦东开发开放，这件大事的最终拍板肯定离不开邓小平。您过去做过邓小平的翻译，又亲身经历浦东开发的整个过程，您有些什么感触？
张维为：我最后给邓小平做翻译是1987年，浦东开发是1990年。我没有亲眼见证这一重大决定，但对于他的思路，我有一些了解，也蛮有感触。邓小平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94年春节，后来就没来过了。那时新锦江饭店建成不久，他登上锦江饭店楼顶的旋转餐厅，看到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说上海变了，非常高兴。从1991年提出“一年个样，三年大变样”到1994年，正好三年，看到了上海的大变样，灯光灿烂，当然现在就更不一样了。
邓小平过去说过，如果改革开放中有什么失误的话，那就是上海开放晚了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在研究中国如何改革开放的进程中，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，所以邓小平最初决定先在相对边缘的地方搞特区，比如深圳，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会有太大影响，但上海是中国经济重镇，对国家财政贡献大概高达五分之一左右，谁都担心万一出问题怎么办。所以，邓小平后来说，上海如果能更早一点开放会更好，但他也讲，晚开放有晚开放的好处，可以汲取别人的教训，做得更好。浦东经验是非常成功的，我们称之为“浦东模式”，浦东模式的经典之处是一张蓝图绘到底，迄今为止上海市政府换了这么多届，但这张蓝图没有任何变化，只是往深探索，整个发展规划早已做好了。这是中国成功的经典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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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察者网：确实，这跟您过去经常提到的中国政府的稳定性、制定长期规划并有效执行的观点很符合。那么，您在欧洲学习生活这么多年，最后选择回到国内是出于什么原因？
张维为：我是一直想回来的，虽然在欧洲我生活得很好。我一直看好上海，上海毫无疑问是一个世界级城市，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我当时见过上海老市长汪道涵，我有段时间做两岸关系，台湾去的比较多，回来后跟他聊过，他也跟我讲起当年邓小平对浦东开发的一些设想，我印象非常深。
我最终完全回上海定居是受到一些具体事情的触动，说起来和观察者网也有关系。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010年4月，在这之前我已经出了一本书《中国触动全球》，这本书初版做得并不是很好，但该看的人都看到了，包括现在大家熟悉的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，但那时我们之间还不认识；他们给我发邀请函说，张老师能不能到春秋研究院来做一次演讲，于是我就来了，也就认识现在一起做事的核心团队。